betway必威:您如何看待中国科技界的官本位现象,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反映最多的是科研经费获取不公平

多余的“牌子”正在压垮学术生态
访清华大学教授:官本位是对科学精神的严重扭曲
科研经费七成按行政级别分配 权大钱多成惯例

某某发展中心、某某创新基地、某某重点实验室、某某研究会……现在,科研单位门口挂着金色银色的金属牌子若干,基本算是标配;科研人员写文章,署名后面也常常跟上三四个机构名称,以示重量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各种名目的“牌子”在学界流行开来,一发不可收拾。

科学精神最基本的特质无非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理性、质疑。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看来,官本位,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都是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北京、湖北、江苏等地调研时发现,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反映最多的是科研经费获取不公平,“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科研管理体制尤其是经费资源分配过度行政化饱受诟病,促使官本位意识泛滥,滋长投机意识,造成学术氛围不良、科研水平低下等负面影响。科研人员呼吁,要痛下决心根除科研分配行政化弊端,激发科研人员创造激情和创新能力。

今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牌子多”的现象。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看来,目前的“牌子多”,对开展科研工作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的。青年科学家社会责任联盟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认为,当牌子带着资源而来,大家都忙着抢“牌子”,其实是在分资源,会严重影响整个学术生态。

刘兵表示,科学的进步和创新需要怀疑精神,而在官本位思想主导下,往往是下级服从上级,似乎人的职务越高,说话的真理性就越强,这与科学精神本质是矛盾的。

“权大经费多”怪象频现

“牌子多”并非绝对

“学而优则仕”现象突出

“科研经费七成以上按照牌子、帽子、位子分配,被领导挂帅、学阀学霸拿走了,三成撒了胡椒面,而且自然科学奖拿到一等奖、二等奖的都是学术大佬,有的联合拿奖。”京苏吉鄂陕等地高校多位一线老师对此愤愤不平。

科技日报:结合您的感受,谈谈“牌子多”现象。

科技日报:您如何看待中国科技界的官本位现象?

调研中,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反映最大的是科研经费获取不公平,“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行政力量在课题申请,课题报奖中的权重较大,出现“管理者通吃”现象。有高校老师反映,科研项目被“学霸”“牛校”“富省”占有,年轻人、普通校、欠发达地区机会少。

刘兵:牌子,即机构的合法名称。现在,高校、科研院所里有名目的机构特别多,所以大家普遍感觉到牌子多。但实际上,所谓“牌子多”并非绝对,比如,仍有一些十分有必要存在的机构到现在还没出现。而之所以感觉牌子多,是因为很多机构的存在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必要性,有些甚至是重复的。

刘兵:官本位,通俗来讲,是一种以官位高低作为评判人的价值尺度或以追求官位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心理意识。

“一直以来,科研经费分配过度行政化饱受诟病。”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黄涛谈到,3年前中国科协就有一项调查,82.5%的科技工作者认为有一定行政职务的研究人员更容易获得科研经费。

郑永春:有些时候,是一套人马挂几块牌子,机构本身没有增加。其实,只要牌子与机构、事、人都能联系起来,就不会显得多余。实际上大家说的“牌子多”,主要是带资源的牌子多。

在我国科研界,官本位现象确实存在,而且近些年有加重的趋势。究其原因,“学而优则仕”在中国影响很大,在研究所和大学,青年研究人员都想当所长、校长,在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却去做了行政工作,这是一种人才浪费。当前,官本位、行政化超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比科研经费不足、创新力不足等问题的杀伤力还大。

南京审计学院一位教授说,南京的高校中,就有那么几个“学霸”年年都有项目。年轻人只能靠上去分一杯羹。真正凭本事的不是很多,所以成果转化的效益比较差。华中师范大学一位教授说,还有些院士用兼职的方式到学校当买办学者,垄断项目资源,形成“学术肿瘤”。

牌子挂钩“名”和“利”

科技日报:对官位的追求和盲从,会对科研工作产生哪些具体影响?

年仅32岁,清华大学一位副教授就被聘为973首席科学家。在他看来,自己是非常幸运的。“30岁是创造力最丰富的时候。但大部分年轻、有能力的学生、工程师排在梯队里面发挥不了作用。”他说。

科技日报:为什么会出现“牌子多”现象,其中有什么利益纠葛?

刘兵:科学的本质是追求真理和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不是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官本位则强调对官位的追求和职位的盲从,这本身就是对科学精神的扭曲。

吉林大学科学技术处一位负责人说,经济欠发达地区、非“牛校”等因素制约了吉林大学整体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吉林全省能拿到的,还不如一个名牌大学。一些科研项目多的院校‘拿钱买人’,造成吉林大学等院校人才大量流失,逐渐被边缘化。”

刘兵:一方面,设了机构,挂了牌子,就有了若干个岗位,特别是带有职务的岗位,从行政角度讲领导就多了,这就满足了一些人员的任职需求;另一方面,这基地、那中心、各种实验室等也是科研单位的重要考核指标,多多益善。所以,“牌子”对于科研单位来说,科研之外的用处很大。

具体来讲,当前的科学研究,如果没有项目、资金的资助是很难顺利进行的,官本位的介入,会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公,让没有处在领导位置的科学工作者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能真正独立地领导科学研究,甚至申请不到相应的项目,得不到资助。某种程度上讲,这不利于科研成果的产出。

这几年国家科研经费投入剧增,更激起一些学阀学霸“奋不顾身”争课题抢经费,垄断资源;或几个大佬联手拿项目,再又分头去做,然后又联合拿奖。有几个专家把某个课题包下来了,年年都能申报上,路子就越走越窄了。年轻的只能分一杯羹。

实际上,挂牌子本身并不是容易的事。但因为有这种刚需,拥有审核、批准设立“牌子”的部门就掌握了控制挂牌的某种权力,随之则是寻租的可能。如此一来,这种“牌子多”的基础就更牢固。

此外,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官本位意味着管理者有更多干涉、管理的权力,这无疑会影响人们的自由探索。

“这是科研霸权、学术肿瘤,局部营养过剩形成恶性肿瘤。”华中师范大学化学系一位教授说,由此还出现一些买办学者,拿到大笔经费,分包给他人,自己坐收大头;或到处兼职,在试验室挂个名,获得一大笔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