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军事学家屠呦呦获得诺Bell奖,大科学设置不建则已

大科学装置,要建好更要用好
张新民委员:引力波我们错过一次就够了!

“任何一个大型基础科学装置,它的使用都有一定窗口期。在窗口期内,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12日,谈到大科学装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原主任杨卫委员指出,大科学装置要在窗口期内多产出原创性的重要成果,引领相关领域的研究。“我们要把它用得淋漓尽致。”

“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对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情况您怎么看?”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能让大科学装置既能建得成,也能“用得淋漓尽致”?

今天上午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屠呦呦”。

决策——是不是真需要、真重要?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成了科技界的热门话题,也引起了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全国政协委员、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负责人匡光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建设大科学装置,应从基础科学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必须明确要在哪些前沿领域寻求突破,实现这些突破需要哪些条件。“大科学装置不建则已,要建,就要具有国际先进性,就要力争世界一流。”匡光力强调。

“毕竟是零的突破。”

“大科学装置建设要有国家规划,把握好‘度’。”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忠范说,在目前的国情国力下,不能贪大求全,不能搞成“大科学装置的国际展览馆”。“大科学装置的立项,不仅是科学决策,还是政治决策。政府决策者要充分考虑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战略需求,考虑当年度经费预算的轻重缓急,再做定夺。”

“建议国家今后实行诺贝尔奖战略,通过一些合规合理的策略,让更多顶尖人才摘得诺奖。”

维护——能不能有稳定经费支持?

“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到了迸发的时候……”

“大科学装置应该得到很好的保障,不然,千辛万苦做成,保障跟不上,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匡光力说,所谓保障,就是积极改进,不断完善相关系统,提高实验性能,让大科学装置能够保持在最佳状态。也就是说,大科学装置需要持续性的稳定支持。

而在科技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新民,不合时宜地泼了一盆“冷水”,他讲了一个“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人头”费。

故事发生在张新民所在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该所所长王贻芳带领的实验团队,因测得新中微子振荡模式,在2015年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此奖堪称科学界奖金最多的“第一巨奖”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蔡晓红委员回忆起了一件往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备受瞩目的科学成果,却曾在本世纪初,因
“找不到经费”而搁浅,以至于差点“流产”。

“十二五”期间,一个研究所承担了两项“十二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上级主管部门给了200人编制用于组建两个大项目所需的科研团队,但没有给这200人的编制拨付人头费。“研究所科研人员工资近50%需要自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又无法列支人头费,200人的空头支票,让本就存在大缺口的研究所人员经费雪上加霜。”蔡晓红说。

张新民清晰地记得,中微子振荡试验所需的科研经费至少1.5亿元。当时王贻芳拿出自己的“百人计划”人才基金,加上高能所特批的几十万元,也只有百万元,相比上亿元,只是九牛一毛。

最后,经过几年艰苦努力,这200人的人头费问题终于解决。“希望今后能从制度上允许在国家重大项目中列支人头费。”蔡晓红说。

“为什么不向科技部、基金委申请?”有委员打断张新民的讲述,不解地问道。

评价——有没有鼓励原创成果的机制?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根据我国当时的经费支持政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一般最多为2000万元;科技部的“973”项目,一般上限为4000万元。3亿元以上的项目可以去国家发改委申请大科学装置项目。这意味着,4000万~3亿之间的项目,没有部门可以受理。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民委员觉得自己肩负重任。他是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阿里计划”的首席科学家。阿里观测站海拔高,条件艰苦。“艰难环境下,如果要出成果,就需要一支稳定的队伍。”然而他面前也有一个现实问题——一名博士生加入“阿里计划”后,若五年内没有出成果,就意味着他没有论文,无法如期毕业。“在职称评定上能不能再少些条条框框,能不能给首席科学家一些相关自主权?”张新民这样期待。

王贻芳的项目正好处于“真空”地带。于是,这位科学家带着实验团队,开始去做一件他们本不擅长的事情——“找经费”,最终由科技部在内的6家单位共同出资1.57亿元。他们自我调侃这一过程是“费了大劲才请来6个‘婆婆’”。

刘忠范就觉得,评价体制改革对大科学装置也很重要。他认为,大科学装置应该追求原创性的科学突破或颠覆性的技术突破,让国人在科学共同体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科学史上留下更多的印迹。为此,在推进大科学装置建设的同时,必须让科学家们回归科学精神,静下心来,少一点功利心,多一点好奇心,做点真正有意义的科学。

而且这一“请”,花了3年时间。

“在政府管理层面,要高度重视科学研究的软环境建设,营造一个创新性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摒弃急功近利的‘数字化’评价机制。”刘忠范表示,“这样才能让大科学装置真正产生与其巨大投入相称的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变革性技术突破。”

在这3年里,原本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际同行,跑到了前面。后来,中微子这一领域不断产生诺奖,2002年颁给了日本的小柴昌俊,2015年颁给了日本科学家梶田隆章和加拿大科学家阿瑟·麦克唐纳。

(科技日报北京3月13日电)

“后来不断有人为王贻芳他们‘惋惜’——如果那3年时间没耽误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张新民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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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错过(一次可能获诺奖的机会)了!” 他语气激动起来。